由于罗马人并不崇拜自然的血缘关系，因此大量的收养行为和有着优越社会地位的自由奴隶的增加，弥补了较低的出生率。堕胎和避孕在过去仍是普遍现象，但由于历史学家忽视了罗马人不仅用“堕胎”这个词描述我们今天所说的堕胎手术，而且也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避孕方法，所以他们对这一情形多少有些曲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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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地说，在罗马人看来，母亲采取避孕方式处理并不想生育的孩子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虽然大多数挑剔的伦理学家会提出妇女有责任保全腹中的胎儿，但他们从来没有从孩子的生存权力方面去考虑。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理所当然地采用避孕方法。圣奥古斯丁曾经提到拥抱性交可以避孕，而且这种方法还被经常使用。但他谴责避孕这种行为，甚至认为在合法夫妻之间也是不允许的。圣奥古斯丁还对药物避孕、绝育和堕胎做了区分，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示反对。阿佛列·索维私下里表明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基于我们现在对人类繁衍生命的能力的认识，罗马帝国的人理当比它的实际人口多得多，甚至超越国家疆域。”
罗马人究竟是采用什么方法来避孕的呢？普拉图斯、西塞罗和奥维德均提到异教徒在性交后有净体的习俗。在里昂发现的一只浮雕花瓶上，刻着一个穿着礼服的人手持水壶等待着正在交欢的夫妻。这可能就是避孕的习俗了。基督教演说家特塔利安认为，精液射出后的精子已经是一个生命的存在(因此口交是非常野蛮的行为)。他在《处女面纱》一书中用十分猥亵的语言含混地表述他的这一思想时提到，明显使用了子宫托的“伪处女”——说来也巧，一旦生育，孩子竟非常像他们的亲生父亲——原因就在，为了避免暴露，她们只有采用子宫托将这些还处在精子状态的“生命的存在”扼杀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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